抗日民主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进步、发展与光明，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落后、腐朽和黑暗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点，不但在无数冲破重重阻碍来到圣地延安的进步青年心中引起强烈震撼，也同样给诸多到访的社会各界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共中央在延安期间，卫立煌访问过延安，邓宝珊曾两赴延安，张治中更是三到延安。延安的所见所闻使他们中很多人的思想都深受触动。

　　1938年4月，卫立煌在访问延安后就由衷感叹道：“要想战胜日本，救中国，恐怕只有学延安的方法。”他还公开对当时正在筹建战地工作团的部下表态说：“你们工作团可以找些抗大的学生来，把延安艰苦奋斗的作风带来有什么不好？”

　　此外，延安和谐平等的社会关系、高昂的爱国热情、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令一些国外人士也感触良多。

　　诺门·裴索思是一位受同盟国的援华组织派遣，来到延安护送药品、医疗器具的外国记者。他在其撰写的文章《红色大学》中这样描述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们：“他们晓得自己的前途固然有危险和不安。但在一切个人的危险和不安中，寓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光明信念，即新中国的光明和胜利的前途，以及他们坚决献身救国的坚强的目的。”“这辈青年将来都是中国的救主，他们的精神可以激励数百万的人民信从他们。他们是日本最危险的敌人，而使得日本帝国主义有一天屈膝的，也就是这辈人。”

　　在这些国内外人士之中，陈嘉庚来访尤其具有深远的影响。

　　陈嘉庚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他长期侨居新加坡，于1910年春参加同盟会，曾募款资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他于1938年在新加坡倡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任主席，领导南洋华侨掀起声势浩大的支援祖国抗战的浪潮，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日力量。

　　陈嘉庚在华侨中一直享有崇高威望，被誉为“公忠谋国，一生如一日”。毛泽东也曾称赞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1940年初，陈嘉庚特意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考察。他不顾67岁高龄，历时十月余，遍访西北、西南等15个省份，实地视察国内实际状况，亲切慰劳前方抗日将士和后方军民，其间，他不顾国民党百般阻拦，于5月31日至6月8日亲赴延安考察。

　　访问延安之前，陈嘉庚先到过重庆，耳边一度充斥着国民党关于共产党的各种污蔑言论。经过实地考察，陈嘉庚认识到这些都是不实之词，转而充满了对中共的钦佩和赞慕之情。

　　在重庆，国民党为拉拢陈嘉庚，曾以巨资招待他，但他却对铺张浪费、奢侈应酬深为不满，更对国民党政府官员的纸醉金迷和贪污腐败愤郁不平。

　　在延安，陈嘉庚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晚上，毛泽东专门设宴款待，最名贵的菜不过是一味鸡汤。毛泽东还抱歉地解释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地送来的。母鸡正下蛋，他儿子生病还舍不得杀呀！其诚恳、盛情而又简朴无华之处，令陈嘉庚深为钦敬。

　　陈嘉庚对延安浓厚的民主氛围也多有感触。

　　一次他与毛泽东会谈时，因为场地较小，人员较多，很快座位就坐满了。这时一勤务兵迟到，望见长板凳上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便硬是挤身坐下。只见毛泽东向这名士兵望一望，微笑着把身躯移开一点，以便让他坐得更舒服些。

　　陈嘉庚还看见，一次吃饭时，朱德晚到，便自己盛了饭，坐在勤务兵中狼吞虎咽吃得非常香甜。

　　还有一次，在赴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参加活动时，他看到朱德脱下灰色军上衣，卷起白衬衫袖子，兴致勃勃地参加篮球赛。在球场上，朱德毫无总司令架子，同小伙子一起飞奔拼抢，身手矫捷，球技娴熟的他，一人投入了四个球。看到这一幕的陈嘉庚，不禁“张口看呆了”，“他没想到这位统率千军万马的总司令，在球场上竟也是一员猛将！”

　　联想到重庆国民党官员的等级森严、作威作福，陈嘉庚更是不禁感慨万千。他曾对海外华侨坦言，在重庆，蒋介石好像皇帝。国民党军政大员有不少人是贪污的，比如吴铁城，几乎天天宴请宾客，估计单单这项开销就已超过吴铁城的俸给不知多少倍！他还谈道：吴铁城在嘉陵江边有一座豪华别墅，据估计，非花费叻币五十万元以上不可，他如果不贪污，这些钱从哪里来？

　　联想到延安种种新气象，他不禁感叹道：“中共统治区内，吏治之清廉，民心之归向，较诸蒋政府统治地区，又有天渊之别！”“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他由是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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