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郑渊)2017年8月下旬，福建省建瓯市小桥镇高门村村民陈某在为曾某建房时不慎从楼上摔落，之后，陈某在送往医院抢救途中不冶身亡。事后，建瓯市司法局小桥司法所在死者陈某家属与曾某发生激烈冲突的情况下及时介入，在避免事态持续和升级的情况下将矛盾纠纷彻底化解。

　　早在2016年，曾某就有在自家宅基地上新建房屋的想法，但由于其夫妻俩长年在外务工，无暇兼顾家中兴土木之事，所以便全权委托其岳父江某管理建房事宜。2017年2月至5月期间，江某多次找到谢某和陈某(死者)商量建房事项。2017年6月，谢某、陈某和林某与江某达成口头建房协议并开始动工，直至同年8月发生陈某意外死亡事故而导致纠纷发生。案发后，曾某在接到陈某的死讯后立即乘车赶往家中，预计第二天上午能到达，而江某在现场无法对赔偿做出任何决断，陈某家属只好暂作等待。

　　第二天，小桥司法所在接到纠纷调处通知后，立即赶往现场处置。就在调解员到达现场后，死者陈某家属亲朋看到镇里来人“管事”了，情绪更为激动起来，甚至把挂村领导和调解员围了起来，缠述农村民俗当中“人死为大”的“大道理”和一些带有或含笃定雇佣关系的激烈抨词。在之后的一个多小时里，调解员好不容易劝退了情绪激动的死者亲朋。在此时，调解员心里清楚，这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切入点就在确定死者陈某与谢某、林某、曾某和江某在从事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关系上。之后，在无较大干扰情况下，调解员在高门村村部分别对相关涉事人员做了调解笔录。恰好这时，曾某也赶到了。调解员根据笔录上所载信息，通过分析确定了谢某、林某与死者陈某的合伙人关系，三人共同向曾某承包其坐落于高门村某自然村内房屋内的砌砖和粉墙工作，三人曾口头约定承包所获收益均分，三人又与曾某属于承揽合同关系。在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后，调解员让双方各挑选两三名代表针对赔偿问题进行协商。

　　在“谈判”期间，死者陈某方代表针对性非常强，开口就是要求曾某赔偿80万元，曾某则提出先预支10万元，后期具体赔偿数额双方再另行协商。 陈某方代表听到曾某的表态后，就径直走到曾某身边，用一些不堪入耳的言语“逼迫”曾某“就范”，在调解室外的陈某亲朋也冲进室内加入了“逼迫”行列。调解员见此情形，立即将陈某亲属拉劝开，继续以法律为依据、事实为准绳和民俗为参考做双方的思想工作。

　　在双方接触的过程中，调解员了解到死者胞弟是律师，而且还在现场对曾某和调解员“说法”。为避免激发矛盾，调解员在当场并没有对陈某胞弟的结论进行过多反驳，而是私下将其胞弟请至一旁，单独和其围绕陈某与曾某之间属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进行探讨，虽然陈某胞弟始终坚持该案应予雇佣关系处理，但调解员在与其进行多次言语交谈中发现，他不断显现出“理屈词穷”的“症状”，调解员顿时明白他的“苦衷”。另一方面，由于死者一亲属和曾某一亲属均因纠纷与司法所和调解员有过接触，且该双方亲属皆在死者家中具有一定的威望，所以，调解员决定从死者胞弟和双方亲属处着手，开展调解“攻坚”。

　　之后，无论调解现场是在村部还是在房东曾某家中，调解员始终耐心斡旋在曾某与陈某家属之间，期间双方大小摩擦不断，甚至陈某家属还准备将灵堂摆设在曾某尚未竣工的新房，突发状况层出不穷，但均被调解员一一化解。双方主要焦点还是在赔偿数额方面，在调解员的耐心劝说下，在磋商的过程中，死者家属不断将数额下调，由原来的80万陆续降至60万、50万、40万和36万，房东曾某家属也不断将数额上调，由原来的预支10万，陆续调至一次性支付20万、28万和30万。此时，双方的赔付的数额已相差不大，但就在这紧要关头，无论调解员如何劝说，双方仍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就在调解已陷入僵局之时，调解员通过回忆纠纷调处过程和接触细节，想到双方始终对死者陈某的合伙人谢某和林某“只字未提”，这一现象在调解员调解类似案件时从未发生过，按常理而言房东曾某完全可以将两人“牵出”而减轻自己的赔偿负担。据分析，双方可能均无意将两人“扯进”纠纷，具体原因和三方关系尚不得知。之后，调解员便立即找来谢某和林某，和他们讲清与陈某之间的法律关系并动员他俩去做死者家属和相关人员的思想工作。果不其然，在谢林两人的介入下，死者家属显得有些动摇了。另一方面，调解员又多次与曾某亲属进行电话沟通，得知了曾某的赔偿底线。终于，在调解员的不懈努力下，双方最终采纳了由曾某赔偿死者陈某亲属33万元的建议并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在曾某和死者第一顺序继承人亲属签订完协议书时已近凌晨，此时的调解员虽然已经非常累乏，但当他看到双方和解的场景时冁然而笑、顿无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