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亲身参加了欧洲革命，并总结经验教训，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是“不断革命”。

　　革命斗争实践使马克思恩格斯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应时刻保持警醒，必须经常进行自我批评，以找到自己“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帮助革命队伍“对自身不合理的成分和错误进行判断”，最终使“我们的党在这个19世纪由于它的纯洁无瑕而出类拔萃”。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阐释了自我革命的重要意义：“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

　　19世纪6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重新高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1864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指出，工人阶级的联合“鼓起了新的希望，同时也郑重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他在《资本论》中强调：“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开展斗争，指引“自觉的阶级政党”进行自我革命。

　　1875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在哥达召开合并预备会议，并拟订《德国工人党纲领》草案。马克思拟写了《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即《哥达纲领批判》，告诫两派在合并时要做到“决不拿原则做交易”。马克思对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制订纲领时无原则让步提出了批评，阐发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但是，《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遭到各方面阻挠。直到1891年，即马克思逝世后的第8年，为了批判德国党内日益严重的错误思潮，恩格斯决定将《哥达纲领批判》在考茨基主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新时代》上公开发表。他在给考茨基的信中写道：“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惊愕，并使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能给自己奉送这种东西的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呵！”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必须要有正视自身矛盾与错误的态度和勇气，从根源上肃清威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身的不利因素，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

　　形势发展和恩格斯所预想的完全一样，《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在党内却获得了热烈赞同”，先进的工人阶级得到教育，真正的共产党人受到鼓舞。正如恩格斯所说：“团结并不排斥相互间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团结。”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自我革命的思想一脉相承。列宁特别重视党的纯洁性，强调要提高党员质量、保持先进性。他告诫全体党员：“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列宁对党内的官僚主义非常警惕，指出“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并一再提醒执政党的成员不要蜕变成高居于人民之上的官僚主义者。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和最大优势。1926年8月，党中央发出《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指出：“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1937年，从长征走过来的红军干部黄克功犯罪杀人，被处以极刑。毛泽东在给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写道：“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定历史自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穿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以永远在路上的信念和执着，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肃清党内歪风邪气、凝聚党内浩然正气、带动党员奋斗风气，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使党始终成为民族复兴道路上的坚强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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