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声处听惊雷——中共一大百年回望
  “作始也简 将毕也钜”。
  是年2月，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来到一大会址，在帮助工作人员回忆了相关历史细节后，年届七旬的董必武感慨万千，挥毫写下这8个大字。
  6月1日拍摄的中共一大会址。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源自《庄子》，原文“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人们把其含义引申为：任何具有远大前程的事业，哪怕在初创时微不足道，等到将要完成时也必然发展得非常巨大。
  站在当下，回望百年，我们把历史的长镜头对准1921年。
  在旧报章里，在泛黄的档案资料里，在亲历者的回忆里，我们还原那些曾经模糊的细节，探寻历经百年愈加清晰的大义。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内拍摄的董必武的题词（6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1921年7月23日，大暑，上海空气濡湿闷热。
  这幢位于望志路106号、有着青色砖墙和红色窗棂的石库门房子，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俩一年前租下的，外界称其为“李公馆”。在李书城爱人薛文淑印象里，弟弟汉俊每天都很忙，常有朋友找他，搬来这里后，朋友来得更多了，时常还有外国人。
  过了一会儿，客人陆续来了，多是年轻模样，但打扮各不相同，有穿长衫的，有穿中山装的，有穿西装的，有人留着八字胡须，也有人一脸稚气……另有两名外国人，高鼻梁、目光敏锐。
  之后几天，同样的人又来了“李公馆”几回，其间他们还发生了多次“有力的争论”，但再见面时却看不出什么不愉快。
  “我只是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说，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薛文淑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时的绝大多数上海市民、中国民众决不会想到，在自己陷于艰辛困顿之际，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志士，已经悄然成立了一个政党。这个政党，将彻底改变这座城市、这个国家，乃至今后的世界大格局。
  4月8日拍摄的望志路106号、108号大门（今兴业路76号和78号）。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百年沧海桑田。当年“李公馆”所在的地界，早已从洋人的“国中之国”变成人民城市的新天地，是上海极具特色的商业街区。
  “看到会址外流光溢彩的街景、衣着时尚的行人，有时也觉得反差巨大。但再一想，这现代化的城市、安居乐业的人民，不正是建党先驱们朝思暮想的景象吗？”一位青年参观者感慨。
  1921年，23岁的王瑞俊写下《肇在造化——赠友人》：“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
  他寄予希望的方式，是唤醒劳工，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毛泽东兴奋不已，立即与何叔衡谋划秘密启程。
  谢觉哉后来解释，5个圆圈指“共产主义者”，因怕泄密，故用圆圈代替。
  6月1日拍摄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内的一大代表群体铜像。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这不是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而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面向全国、面向世界上有中国劳动群众的地方，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等方式，积极推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说。
  上海的“邀请”，得到四面八方的响应。1921年6月末至7月中旬，9位外地代表陆续抵沪。他们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秘密租住在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和衣睡在空教室的地铺上。此地，距“李公馆”步行只要几分钟；此刻，闷热的空气中正酝酿着惊雷。
  1921年8月3日，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载一则《大坝决堤：大片乡村变成汪洋，数百村庄被淹》的报道：“近年来中国接连发生各类自然灾害，包括地震、洪水、干旱，以及在人和牲畜间传播的瘟疫……当权者应该清醒起来，开始行动，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吧。”
  虽担心力有不逮，却仍要一往无前。面对灾难深重的局面，这批马克思主义的年轻追随者，即便舍弃生命，也要让种子发出芽来！
  “在这批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集中体现了那一代中国青年爱国奋斗、为民造福的担当精神，开天辟地、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忻平说。
  中共一大纪念馆展示的《新青年》8卷1号（6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衣无冬夏，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夏则赤腘蓬头，各以破袋一只复其首，若富翁之戴风帽然……有终日不得一饱者，亦有兼日而食者，饥饿难忍，则潜至巷尾常于垃圾堆中，拾取人家所弃之腐鱼臭肉……”1920年9月，陈潭秋在《汉口苦力状况》一文中悲悯地写道。次年，陈潭秋作为武汉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
  到底，路在何方？
  这是李大钊和他的《庶民的胜利》等文章（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没有人生来就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十月革命的胜利，让苦苦寻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真切地看到一幅充满希望的图景。
  学者认为，这篇文章是陈独秀思想的分水岭。此后，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彻底从一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影响下，毛泽东于1920年夏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认定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
  对这批青年来说，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就如同找到一盏看清时事迷局的“探照灯”、一把解剖沉疴痼疾的“手术刀”。正当时人对“太平洋会议”抱有幻想时，李汉俊1921年7月在《共产党》月刊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质不过是日英美三国分赃中国的会议。他号召同胞：“不要希望什么太平洋会议，速行社会革命罢！”
  1920年末，《共产党》月刊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作出乐观预见：“照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五年，上海劳动界，必定能够演出惊天动地打倒资本制度的事业来的。”
  （四）“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
  参加会议的包惠僧回忆，7月30日晚，宣布开会不到半个钟点，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了会场。“我们问他干什么？他把我们看了一眼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就匆忙下楼去了。马林则很机警地说：‘一定是包打听，我们马上解散，再定期开会。’”
  因担心住处遭到搜查，代表们立即前往《新青年》编辑部暂避。大约过了两个钟点，包惠僧放心不下“留守”的李汉俊、陈公博，返回“李公馆”探看。李汉俊告诉他，写字桌抽屉内就有一份党的纲领，没有被发现，很侥幸！
  至此，上海的会议不得不告一段落，代表们从石库门出发，登上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大会在紧张气氛下继续进行……
  从上海到嘉兴，一周多时间里，代表们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热烈探讨改造国家的办法。会场内外，两个中国，一个昏暗、痛苦，一个则宣示着她的青春、梦想。
  正是在这天，代表们开始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纲领第一条即旗帜鲜明：“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代表们决心与这样的弊政划清界限，使自己的党成为一个目标明确、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在纲领中明确：“候补党员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多数党员同意，始得为正式党员……”
  分歧与争论，折射政党初创时期的真实状态。13位代表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有人主张“实业救国”，有人信奉“改良主义”，还有人宣扬“无政府主义”，即使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每个人的理解程度也不尽相同。
  把目光再次聚焦这群年轻人——13位代表中，8人有大学学历，其中4人留学日本、3人就读于北京大学，而在当时，全国能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不到1%。
  正如1920年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关于生命的探讨：“你见过蝗虫，他们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那过去底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展示的李达、王会悟夫妇的照片。新华社发
  1921年元旦，作家沈禹钟在《申报》副刊《自由谭》上发文“祝民国十年”，他语带希冀地写道：“谋国之福，胥在执政者之稍具人心……毋纵而欲，毋贰而心，毋逞小念以乱大谋……若是，则我国转弱为强将由此发轫焉。”
  他们并不知道，地火在地下奔涌，即将冲破地面；雨云在天边翻滚，即将炸响惊雷；晦暗在黎明前挣扎，一轮崭新的红日就要喷薄东方！
  只有穿透历史的烟云，才能看清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那一扇并不宽敞的木门，开启了古老中国走向新生的壮阔征程；那一叶吃水不深的红船，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梦想。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4月5日拍摄的位于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旧址。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这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1月18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观众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内参观（6月6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观众在中共一大纪念馆的“日出东方——从石库门到天安门”历史组画前参观（6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参加青年节活动的青年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前自拍合影（5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6月1日拍摄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内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主题雕塑。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这是李汉俊像（资料图片）。新华社发
  6月1日在中共一大纪念馆拍摄的李汉俊的遗物和相关展品。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这是陈潭秋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这是《共产党》月刊创刊号。新华社发（中共一大纪念馆提供）
  中共一大纪念馆展示的谢觉哉日记（6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1921年7月27日的《民国日报》上登载了上海浦东英美烟草公司华工罢工的消息。新华社发（上海图书馆提供）
  1921年7月23日《申报》上的消息《太平洋会议与中国》。新华社发（上海图书馆提供）
  1921年7月28日《民国日报》上的新闻《安徽省选之奇奇怪怪》。新华社发（上海图书馆提供）
